1966年6月初，我身为北京大学的一名学子，刚刚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硝烟中抽身，便又置身于文化大革命的激流漩涡。在这波涛汹涌的“阶级斗争”与“路线斗争”的洪流中，我奋力挣扎。幸运的是，我个人的出身背景尚属稳定。红五类（所谓家庭成分属于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军人、革命干部以及革命烈士者），性情平和，因而得以在十年浩劫中安然无恙，过着平凡的生活。在这十年间，我未曾飞黄腾达，亦未遭受肉体之苦，唯有精神历经了炼狱般的磨砺。回顾这段历史并加以反思，不仅有助于我度过后半生，亦对晚辈有所裨益。
聂元梓等七人发表大字报
1966年6月1日晚7时，我在北京大学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的聂元梓等7人在5月27日贴出的《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的大字报，即后来被毛泽东誉为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这个广播当时在中国几乎所有地方都可以听到，而我却可以身临其境，并了解到了一些关于大字报的出笼的内幕，这也算是一种“有幸”吧。
自1965年10月起至1966年6月上旬，我在怀柔县杨宋各庄公社张各庄大队参与了“社教”运动。由于我此前已参加过首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主导过“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与来自清华大学的社教工作队成员相比，我自认为“经验丰富”。于是，我被分配负责调查一名曾为伪军服役的人自首其在“讨伐”过程中杀害一名平民的事件。为了核实见证人的确切住址，我前往北京市公安局档案馆查阅档案。清晨，我骑自行车从张各庄出发，直到下午三四点档案查询完毕，但鉴于天色已晚，我无法按时返回住地，只得选择回北大暂住。
重返北大食堂，与久违的餐友们欢聚一堂，我们热烈交流起校内外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动态。得知聂元梓等七人贴出大字报后，学校内部以陆平为首的校党委一派与聂元梓一派的支持者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至晚七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幅标语，此情此景昭示着党中央对聂元梓等人行动的坚定支持。北大校园瞬间陷入沸腾，局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拥护聂元梓的阵营占据了优势，而誓言捍卫校党委的另一方则迅速瓦解。人们在聆听了大字报之后，整夜未能入眠，纷纷热议。我于是走访了哲学系的一些青年教师，从他们那里获取了聂元梓的相关信息和大幅标语发布的部分内幕。
聂元梓
聂元梓非同凡响，其兄聂真与姐聂元素均为党内高级干部。她本人担任哲学系党总支书记，曾历任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委宣传部长，位列十二级干部（十二级以上为高级干部）。在1964至1965年的北大社教运动中，她担任北大社教工作队的负责人，成为张磐石（时任教育部副部长）和常溪平（时任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倚重之人。在社教运动中，她一度意图推翻陆平，但北京市委介入，张磐石、常溪平等代表北大社教工作队向以陆平为首的北大校党委致歉，并派秘书长王汉斌的妻子彭珮云担任校党委副书记，以增强党委实力。随着形势逆转，聂元梓开始撤退，并与一位年近七旬、比她年长二十岁左右的中央纪律监察委员会副书记（五级干部）结婚，以期自保。康生为诋毁其对手——当时已被免职的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将北大作为突破口，派遣其妻曹轶欧前往北大挑起事端，企图“往上搞”。此次大字报的撰写，便是得到了“通天人物”的支持。今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大字报全文，可见此言非虚。我深知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已岌岌可危，教育部亦难逃此劫。
6月2日的夜晚，我重返张各庄。翌日，工作队召集了一次会议，告知我及同班的学友徐圣选，我们即将被召回北京大学，参与“文化大革命”的活动。清华大学的战友们中，有人幸灾乐祸地对我们俩说：“等你们回到学校，务必严厉批判北大党委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我回应道：“整个教育界已被定性为修正主义路线，蒋校长（蒋南翔）身为教育部长，自然难以置身事外，你们清华的问题恐怕不会比我们北大更少。”不出所料，形势的发展果真如同我所预料的那样。
向批斗者问候示好
6月6日下午4点左右我回到北大，直奔38斋5楼。推了一些房间，都无人，我断定同学们在开会，便推门进了会议室。只见同学们坐着凳子围了两三层，年级党总支委员许保福坐在中间的一把带扶手的椅子上，扶手上有笔记本，他不停地记着什么。许保福是福建人，复员军人、共产党员、党支部委员，同学们叫他“老相国”。我按往常惯例，快步走向许保福，向他示好，并伸出一只手欲同他握手。他当时木然，没有任何表示。我感到惊讶、尴尬，心想我没有犯错误呀，怎么领导对我如此冷淡呀？再看周围的同学们，对我也不像往日友好，都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我，尤其是我们“毛选”学习小组的两个同学，神态鄙夷而愤怒，使我极感纳闷。这时徐圣选把我拉到阳台上，悄声说：“今天，许保福是批判对象﹗你先向他问好还行？昨天批判斗争了王彩霞。”
王彩霞，身为历史系62级党支部的核心成员，来自辽宁抚顺，是一名调干生，她的年龄比同届同学高出五六岁。平日里，她总是热心助人，深受同学们的喜爱，被亲切地称为“王大姐”。然而，不知为何，曾经备受尊敬的“大哥”、“大姐”们如今却成了批判的对象。
徐圣选还向我透露，6月4日下午4时，我们年级的同学返校后，刚将行李安置于宿舍，便迅速集结起来，对胡振纯和承庆昌两位同学进行了批斗。
其父曾为“还乡团长”，不幸于1947年遭遇镇压；母亲则被戴上“地主分子”的帽子。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他有两个哥哥，其中一位……中统特务分子中，一人为军统的特工，而其姐姐则是右翼派系成员。有人“告发”他曾私下自语，表达了对国民党反攻大陆的期望，因而被“定性”为“反动学生”。在同学们参与“社会主义教育”活动之际，他于校内承受了劳动改造之苦。
承庆昌的祖父曾担任清朝的驻藏大臣，出自满族贵族世家。昔日外交部大楼曾是他们家族宅邸的一部分。曾有人“揭发”他在梦言梦语中诅咒周恩来总理，且早在1964年秋季，他便被内定为“反动学生”，因此未能参与社会教育运动。在那两次社教期间，他都在校内接受了劳动改造的惩罚。
在徐圣选的陈述之后，我感到困惑不解。中央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的针对目标是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王彩霞和许保福不过是党内的基层干部，难道他们也能被视作当权派吗？再者，他们出身于“红五类”，根基纯正，态度积极，最多只能算是思想认识上的问题，或者是被他人利用，理应受到教育和争取，而不是被推向对立面。这样如何能够团结起干部和群众中的绝大多数呢？“反动学生”固然需要批判，但他们并非“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标。因此，我并不认同前几天采取的做法。我出身于贫农家庭，我的父亲自1938年3月便投身革命，成为了一名基层干部。我之所以能够进入北京大学，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党的政策。在当前的这场激烈运动中，我必须遵循党的指引，按照校系文化革命工作组的指示行事。
“六一八事件”
不久，历史系开会，文化革命工作组与系里师生见面，工作组长是煤炭部部长李清和；副组长有两个，一个是海军司令部航空作战部副参谋长刘世雄，另一个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二处副主任张晋德；工作组成员是几名大校军衔的军官。他们在会上介绍了“二月提纲”被否弃和“五一六通知”产生的过程，介绍中央和北京的局势和情况，发动师生们揭发历史系和北京大学“贯彻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问题。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刘世雄，他身材魁梧，能言善辩，见机行事，所以我当时信赖他。在历史系，工作组没有支持奋起揭发批判的“积极分子”，而是从共产党员中物色和培养骨干核心。刘世雄希望出身工人家庭的女共产党员赵淑香成为62级的负责人。
1966年6月下旬，中央文革批评以张承先为首的北大文化革命领导小组镇压革命运动后，北大校系文革领导小组中有80多位将军写大字报为张承先辩解，而且校广播电台广播了他们的大字报。从这份大字报签名者有如此多的将军可以看出，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和北京市委是重视北大的文化革命运动的，他们想把北大搞成有序开展文化革命运动的样板，这不符合毛泽东历来主张的“只有大乱，才能大治”的策略，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最终被撤走了，让各校师生自己解放自己，选举校系两级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校文革和系文革）。
考古班（于1963年独立成班）、中国史班以及世界史班（于1964年独立成班）。一个与往常不同的现象是，此次活动中并未有工作组成员的参与。大约十点多一点，中国史班内部出现了骚动，有人将许保福与王彩霞推搡着向楼下走去，我和其他同学立刻赶下去观看。
在38斋的东侧，一处拐角处设有一个宽敞的平台，能够容纳数十人集会。此门前的开阔地带，足以聚集数千人之众。我目击了这样一幅场景：平台上，那些遭受批斗的，包括了历史系的前任团总支书记、即将赴苏联留学的预备人员范达人，现任的团支书记赵德教，以及前任团总支书记张元杰和辅导员贾梅先；学生干部之中，有61级党支部书记尹振玲（被誉为“尹大姐”）、杨绍明（杨尚昆的次子）、王彩霞、许保福等二十余人，其余的则是哲学系的师生。我在其中认出了一个人，那就是从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保送至北大哲学系，当时担任64级党支部书记的张晓恒。每个人头上都戴着用纸糊成的高帽子，有些人因为时间紧迫，没有制作出高帽子，便从厕所的纸篓中取来，作为替代品戴在头上。这些纸篓是用铁丝编织的，戴在头上时，有人不慎划破了脸，鲜血直流；而更多人的脸上被涂抹了黑墨汁，景象惨不忍睹。在批判斗争的过程中，被迫低头、下跪，若不服从，便遭受毒打。他们脖子上挂着的纸牌上，分别写着“修正主义苗子”、“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黑干将”、“黑帮”、“保皇派”等字样。这样的批判斗争持续了两三个小时，最终工作组闻讯赶到，才得以制止。
当日下午，工作小组分头引导学生就事件的性质展开讨论，众说纷纭，意见分歧显著。部分同学将其视为一场革命行动，与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有异曲同工之妙；然而，另一些同学则坚信这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反革命事件。我当时的观点是，这更像是一场无序的混乱斗争。其中，有人应当受到批判，例如杨绍明，他是中央明确指认的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成员杨尚昆的儿子，但斗争过于激烈；而一些参与揪斗的人，出于“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决心，他们的诉求遭到了校系党组织的反对和阻挠，于是自行其是，这最多只能算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情绪下的失误。我的观点与校工作组组长张承先（时任河北省委副书记）的结论相近，即避开工作组自行开展批斗活动，对革命事业并无益处。因此，工作组派遣我前往世界史教研组，协助郝斌老师动员中青年教师参与其中。
随后，“六一八事件”被中央政府正式认定为“革命事件”，38斋东门由此被称作“斗鬼台”，并被视为文化大革命期间北大的一处“革命圣地”。北大的“革命造反派”每月的18日都会纪念这一特殊日期，以纪念“六一八”事件发生的周年；每年6月18日，他们亦会举行纪念活动，缅怀“六一八”事件的周年。这一事件在全国范围内树立了典范，引发了全国性的“乱批乱斗”，其恶劣影响深重且广泛。
向“钦犯”通风报信
1966年7月27日的傍晚，餐后不久，同学们便涌向了东操场。原来，传闻中央文革的成员们即将在此向北大师生发表重要讲话，传达重要指示。此外，还流传着中央文革小组近期莅临北大，副组长江青曾激昂地宣称：“革命者，随我们前行；不革命者，滚开！”为了聆听“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避免误入歧途，师生们纷纷涌向了东操场。东操场瞬间人潮涌动，不仅有北大的师生，还有周边单位的工作人员，以及北大附中的红卫兵。
我印象最深的是江青讲话中的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她不承认张文秋（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韶华的母亲）是亲家。因为张文秋“在新疆就成了叛徒，出卖了毛泽民同志”。解放后张文秋“为了保护自己，让她女儿张韶华嫁给毛主席的次子毛岸青，她们母女不是照顾毛岸青，而是在迫害折磨身患精神分裂症的毛岸青”。还说“张文秋另一个女儿张韶林在北大西语系，也不是好人”。第二件事说历史系教师郝斌是坏人，郝斌曾说李讷（毛泽东与江青的女儿）出身富农，并在四清中跟踪和迫害李讷。
江青等一行人原本意图对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进行突袭。张承先在得知消息后迅速赶至东操场，却因故未能登上主席台，只得在篮球架下聆听她的发言。江青得知此事后，反而诬陷张承先未对中央文革小组表示欢迎。她的言辞激起了红卫兵对张承先的强烈愤慨，北大附中知名的“女红卫兵小将”彭小朋甚至解下腰间的皮带，对张承先进行鞭打。
随后，康生、陈伯达（陈伯达以福建口音发言，担心大家难以听懂，故请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担任“翻译”）以及戚本禹、李雪峰、朱德等相继发言。当时，我对康生颇生敬意；李雪峰的讲话显得尤为尴尬，他既要扮演领导角色下达指示，又要对派出的文化革命工作组进行自我批评。最令我愤慨的是，在朱德元帅发言期间，江青及其随从竟在大庭广众之下擅自离场，对这位德高望重的朱老总实属失礼。
散会之后，西语系的学生们议论纷纷，提到张韶林——年级里大家亲切地称她为“张姐”——在听闻江青点名之后，心生恐慌，选择了逃离。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反复思量，认为江青在那种场合提及家事并不适宜，且她所述郝斌迫害李讷之事，显然与事实不符。回顾与郝斌的一段时间交往，我坚信他并非坏人，于是决定冒险，向他通风报信。
翌日晨曦微露，我造访了郝斌的居所。我向郝斌透露，江青在昨晚的点名中斥责他与张韶林为奸邪之徒，而张韶林已于昨夜逃离，若郝斌仍旧逗留，恐将面临灾难性的后果。话音刚落，我便匆匆离去。归途途中，我偶遇了一群意图批斗郝斌的历史系同学。自此，郝斌便屡遭无情且残酷的批判与斗争。
战斗队与革命名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第一次接见检阅红卫兵，并为宋彬彬改名“宋要武”后，红卫兵战斗队、兵团之类的组织纷纷出现。红卫兵组织有的有成千上万人，有的只有一两个人，每个红卫兵组织都挖空心思给自己的组织起一个革命的名字。北京大学有“东方红”、“井冈山”、“新北大红卫兵”、“毛泽东思想兵团”等。历史系的战斗队有“红梅”、“战地黄花”、“缚苍龙”、“红色清道夫”、“硬骨头”等等。
我参加的红卫兵组织取名为“1226兵团”，即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生辰，意思是“紧跟毛主席，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早在1963年12月26日，由胡德平、刘国政发起，有罗昭、刘俊文和我参加，成立了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走毛主席过去走过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由于我的出身条件，特别是当时我是越南留学生辅导员，便于找学习地方，他们谦让，推我当召集人。从那时起到1964年10月参加社教运动前，还组织过几次到海淀某生产队劳动，与农民交朋友，所以我们的红卫兵组织起名“1226兵团”。我被推为兵团负责人，人们戏称我“马司令”。
“1226兵团”也曾分化，有的人去了“井冈山”，成为反聂派。我在1967年又参加一个中间派，由历史系、物理系等组成的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革造”，我曾任宣传部长，支撑“革造”一段时间。但不久又回“新北大公社”，并且发展为跨系组织，主要以历史系62级为主，还有俄语系、东语系和中文系的学生。我们的方针是只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打内战，不打派仗，不武斗。对我们不满的人称我们兵团为“谈恋爱的俱乐部”。他们的指称也事出有因，因为我们兵团到1968年已有四五对谈恋爱的。我系62级的陈育宁和汤筱芳，62级朱友华与俄语系王瑰梅，62级谷长岭与历史系63级叶凤美，62级陈家稼与俄语系楚绍华（后来没成），有人还造谣说我与东语系一个同乡谈恋爱，其实我早在1965年秋就同老家的刘定玲确定了关系。我们兵团搜集出版过关于刘少奇的材料，写过《毛主席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缔造者》。1967年秋我带东语系王金地离校两个月，1968年4月29日同陈育宁、汤筱芳离校逃避武斗，在军宣队进校前夕返校。
1966年8月下旬，在林彪、江青的煽动下，红卫兵以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为名走出校门，杀向社会。红卫兵砸毁老字号的店铺招牌，更改街道名称，任意揪斗所谓“反动学术权威”，闯入民宅查抄私人财物，焚烧古迹名著，捣毁文物字画，破坏名胜古迹，造成了不可弥补的严重损失。北大有人要砸毁西校门外一对石狮子和烧毁图书馆的藏书，被周总理闻讯制止。此时在同学们和教师中掀起了一股更名高潮，有的自动改名，有的被迫改名，仅举北大历史系几例：63级李金顺改名为“李革命”，62级女同学李毓芳改名为“李铁锤”，65级女生钱凤娟改名“前进”等。北大历史系青年教师马林彪遭到红卫兵们通缉，说他不能与副统帅同名，而且“马”可以发音为“骂”，要骂林彪，将罪恶滔天，他被迫改名“马忠理”，意为忠于马列主义理论，忠于“马列主义顶峰”的毛泽东思想理论。有的战友对我说，你名叫生祥，意在降生吉祥，有封建迷信色彩，建议我改一名字。我反复思考后改名“马赤兵”，不过此名仅用了一年。
文革对北大历史系造成巨大灾难。
1966年上半年度，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翦伯赞遭到了《人民日报》的公开点名批评，被冠以“反动学术权威”的称号。同年六月，历史系三院门前挂出了一副引人注目的对联：“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其中“浅”字后经修改，改为“深”）。在系工作组与全体师生召开的见面会上，被指为“牛鬼蛇神”以及“反动学术权威”的人数竟达四十余人。目睹这副对联，我心中不禁感到不适，心想，倘若真如斯言，我们岂不成了“王八”的弟子，自诩为“王八崽子”了吗？
文革开始不久，历史系隋唐史专家汪褰先生服毒身亡。考古专业青年教师俞维超被迫无奈，试图在清华园车站附近卧轨自杀，幸而被火车头带的清道机扔了几米远，保住性命，但落了终身残疾。中国史教师李原被逼服毒自杀。1968年12月，历史系文革主任吴维能跳未名湖自杀身亡。最可惜的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八届二中全会上决定保护的翦伯赞，也在中央文革专案组成员的逼供下，同老伴一起服安眠药自杀。在他遗体的裤兜留下两个纸条：一是“问的问题无法回答”，另一个是“毛主席万岁”。每回忆至此，总让我心颤。
1967年12月10日，历史系的谭圣安先生不幸沦为北大大饭厅揪斗的对象，被迫屈膝请罪。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谭先生深感困惑，遂起身争辩，却遭到对方狂暴的打击，脊椎骨被打断，终致终身残疾。原来，与他同属一战斗队的王晓秋老师，曾撰写了一张纪念一二·九运动、批判刘少奇的标语，为避保守派之嫌，他必须在12月9日当天张贴。王晓秋先生夜以继日地完成创作，遵循旧例，在刘少奇的名字上画了红叉，而将“毛主席”三字置于大字报的上下行。然而，他不小心将“×”字打在了“毛主席”三字之上，这便成了对立面攻击的把柄。新北大公社历史系下属的若干战斗队因此将矛头指向王晓秋，而他不在时，便将斗争的目标转向其战斗队队长或成员。不幸的是，谭圣安先生恰巧担任该战斗队队长，因而成为了无辜的“替罪羊”。
保护翦伯赞脱险
翦伯赞先生虽遭《人民日报》的公开点名批判，但他却是周恩来总理在1938年亲自吸纳的入党特别党员。文革期间，负责组织斗批改的常委刘国政，曾委托我负责在批判翦老的过程中确保他的人身安全。在每次批斗翦老时，我们均安排吉普车接送，以确保批判过程中翦老不露面，只有在批判内容涉及他个人时，方允许他出场。鉴于翦老身体孱弱且多病，我们在批斗过程中特地为他准备了一根竖立的长凳，以作拐杖支撑；批斗结束后，便允许他先行离开，返回住处。尽管在多数情况下都能平安无事，但也曾遭遇过几次险情。
翦伯赞
“这是反动学术权威翦伯赞！”并高呼口号：“打倒翦伯赞！”这一声喊叫，激起了愤怒的浪潮，许多外地中学生和群众质问我们：“既然他是反动学术权威，为何还能乘坐吉普车？”随着“打倒翦伯赞”的口号声此起彼伏，人们推着吉普车，将其向东推了十几米。我感到极度恐慌，担心如果车被推到会场中央，不知情的群众可能对翦老先生进行伤害，那我将成为罪人。我一面向群众解释，强调保护翦老先生的生命是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提醒大家注意政策，因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一面指挥历史系的红卫兵手拉手围成圈，将吉普车逐步推向西方，经过半小时的努力，终于使车辆远离了人群。抵达翦老先生家后，我全身湿透，任务总算完成。1967年11月，学校文化大革命小组遵照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的命令，在北大东操场对陆定一、周扬等人进行批斗，并要求北大主要的“反动学术权威”陪同。这次活动由中央、北京市和学校安全部门共同筹备，我再次被指派负责押送翦老先生至会场，并确保他安全返回。这次行动非常顺利，没有发生上次那样的危险情况。这也是我在离开北大前最后一次参与对翦伯赞的批斗。
文革工作组接受北大历史系批判
1966年7月29日，中共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宣布了市委关于撤销工作组的决定。这是由于毛泽东在7月25日听取汇报后，认为工作组“一不会批、二不会改”，起坏作用，阻碍运动，下令“统统驱逐之”，“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北京市委根据这些指示作出的决定。
在离开北大历史系之际，文革工作组向全系师生公开表示，工作组在文革期间犯了压制革命运动的错误。即便现在撤离，他们仍明确表示，一旦需要批判其错误并进行反思净化，将即刻召回，接受必要的批判与反省。
历史系“革命师生”在燕南园北边的风雨体育馆内进行选举。62级有一位同学率先推举胡德平为系文革主任。其理由是：一、胡德平是团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儿子，出身高干子弟，根红苗正，可信赖；二、他带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要求走与工农结合的道路，听毛主席的话。但大多数学生认为吴维能出身工农干部，曾受修正主义路线迫害，被下放劳动过，又了解系里的情况。选举结果吴维能为系文革主任，胡德平为副主任。
在吴维能的主持下，文革期间对工作组的批判工作迅速被提上日程。进入九月下旬，吴维能召集了系内各战斗队的负责人，并提出：“我们还是将工作组‘请’回来，对其进行批判。”他通过电话联络，安排各年级或战斗队选派代表与工作组代表进行谈判，以确定接受批判的具体时间和计划。海军航空作战部是派遣工作组至北京大学的主要单位，由彭林中将担任总带队，并兼任北大文革工作组的副组长。因此，海军航空作战部在前门的一家招待所设立了联络站。吴维能带领63级的靳枫毅、64级的谢火金、65级的学生以及我本人，前往该招待所，共同商定了批判工作的相关事宜。
依照既定安排，历史系的若干师生在北大三院与二院之间的空地上举行了对工作组的批评活动。此次会议上，校文革工作组的留守组长吴振生亲自与会，并代表北大文革工作组进行了自我批评。吴振生正是我系61级同学吴生辰的父亲。鉴于吴生辰素以诚实朴实的性格著称，并未展现出高干子弟的特殊优越，因此批评的气氛并未过于激烈。
1966年10月1日，西观礼台。
1966年9月的尾声，北大历史系文革办公室主任马忠理向我传达了一则消息：他邀请我于10月1日代表历史系红卫兵出席国庆观礼。我谦虚地表示，系内有许多同仁比我更为积极，成绩斐然，并列举了数位同仁的名字。然而，他告诉我，这些同仁均已外出串联，不在校内，因此建议我接受这一难得的荣誉。考虑到这是外地人梦寐以求的机遇，我最终摒弃了谦让，欣然接受了这一光荣的使命，并参加了1966年的国庆观礼。
1966年10月1日早5点，我带上三顿饭，上了大轿子车。6点左右，到达了劳动人民文化宫，上了西观礼台。9点半左右，西观礼台上的所有人头“刷”地一下转向天安门城楼，人们掌声雷动，“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呼声此起彼伏，原来是毛泽东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他身穿崭新的绿军装，胳臂上戴着红袖章。过了一会儿，人群中又响起了“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久健康”的喊声；再过一两分钟，周恩来总理、陈伯达、陶涛、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王力等中央文革小组所有成员都上了天安门城楼。
上午十点钟，正值1966年国庆佳节，盛典仪式如期举行。林彪同志代表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以及国务院，发表了庆祝新中国成立17周年的讲话。在演讲中，他明确指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时期，以毛主席为核心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间的斗争依然在激烈进行。”随着国庆庆典仪式的圆满落幕，国庆大游行随即展开。
国庆阅兵的参与者，普遍身着绿军装，佩戴红袖章，手持红宝书——毛主席语录集，远观宛如一片“绿海”、“红海”。众人踏入东华门后，便齐声高呼口号，其中包括“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毛主席支持我，我支持；毛主席反对我，我反对！”、“毛主席挥手，我前进！”、“誓死捍卫毛主席！”以及“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等。
每位游行者都挥动小红书，并有节奏地呼喊口号，洋溢着幸福、光荣、感激等情感，不少人热泪盈眶，激动不已。检阅活动高潮迭起，一直持续到下午五六点钟，受阅人数至少200万。这是毛泽东威望的巅峰。其后的国庆18周年庆祝游行的规模和气势就不如17周年了。
跟不上形势
在1966年10月至1967年6月，我总是犯路线错误，总赶不上“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总想不通。
第一件事是我对“打倒大军阀朱德”想不通。据了解“倒朱运动”是由林彪一次讲话掀起的恶浪。林彪在那次讲话中当着朱德委员长说，你撩起你的尾巴看看，你什么时候当过总司令？总司令一直是毛主席，你原来是钻进党内的反动军阀，是地道的老反革命，等等。甚至1928年井冈山会师，不是朱德与毛泽东会师，而变成了林彪与毛泽东会师。当时，林彪红极一时，我与其他许多人一样，对此敢怒不敢言。
1967年2月下旬，有人写大标语，内容是打倒谭震林、徐向前、聂荣臻等开国元勋们。我便问写大字报的人，“你写这些标语有证据吗？他们可是功勋卓著的老帅呀！”他回答：“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讲的话，还会有错吗？”我对他说：“咱们北大师生没有愚从习惯，遇事都问为什么，都是讲理性的人，雷渝平（国防部作战处处长雷英夫的女儿），她敢当着江青同志的面说，'江青阿姨，你可不能乱点名，说话要有证据呀’。胡德平（胡耀邦长子），赞同怀疑一切，他的对立面问他'你怀疑毛泽东思想吗？’胡德平说'我从怀疑出发，学习了毛泽东著作，由怀疑，达到了信赖和热爱毛主席。’咱们万不能听风便是雨呀！”他说：“现在大家都信奉，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中央文革成员，特别是江青是毛主席身边的人，他们讲了话，不闻风而动，就会被对立打成保守派，一旦被说成保皇派一切就完了。”我明知劝也没有用，还是说了一句：“作为一个人，应该说什么写什么，都应坚持有证据的做人的起码准则。”
在1967年六七月份，《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一提到林彪就说他是毛主席的“最亲密战友”，而日夜为国操劳、为人民着想的周恩来总理股票配资最新资讯，从来就没获此殊荣，我深为周总理愤愤不平。总之，我再三想，我为什么跟不上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呢？难道我这出身贫农、受党教育多年的人，不忠于毛主席吗？虽然步步落伍，但我始终感到问心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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